入驻到融入，检察“小窗口”释放社会治理大能量

对于不同宗教之间的对话，的确是我一直有兴趣并关注的一个论域，2009年来到北大后，我也将这种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延续了下去，很多体现在嵩山论坛上，也体现在请不同的宗教大家来北大讲课，比如伊朗的伊斯兰教专家阿瓦尼（Gholamreza Aavani），俄罗斯的东正教专家赫鲁济(Sergey Khoruzhy)，美国的基督教专家斯维德勒(Leonard Swidler)等。

就此而言，做一个现代儒家，必须要回到儒家真正的思想原点。剑涛反对提倡孝，认为人们应该去批评社会没有建立起社会化的养老体系，只会把矛盾往家里带。

任剑涛认为一些儒家学者看不到这个变化，但这恐怕未必准确，因为有一些人就是将儒家作为信仰，由此，在这个时代他们就是儒门中人，否则就不是，或者只是同情者和出主意的。也就是说，是否经变成经典，所有人就都应该放弃他独特的追求，而成为学贯东西却无所扎根的浮萍式的人呢？对于儒家来说，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其实不太可能有一个大家都认可的出场方式。作为治国理念，这是非常要命的，一人独治，怎能比得上天下共治。因为他们掌握着科学之科学，瞧不起社会科学，是吧？中国学界认为人文学科高于社会科学啊。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假如大陆新儒家都像这样不承认社会科学的事实，你只诉诸人文科学的信念，你怎么骂你恰当应对现代变局呢？应对现代变局，首先需要确定现代还是反现代的立场，其次需要确定面向事实还是背向事实。这是重大的转变，学在王官意味着确立中央权威，地方权力仅对中央发挥支撑的作用。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呈现出来：一是我们不承认落后，二是我们不甘愿落后。

从晚清以来，儒学重出江湖的目的，犹如章太炎所说，就是要发起国民信心，增进国民道德。按照亚当·斯密原则，现代社会是高度分工的社会。这个显然是对孔夫子的哲学变革，也就是人的觉醒的严重忽略。其实我们一些同行在清华大学聊过这个书。

但是你说要回到某某立场，那就一定得回到子学时代的儒学。当时我们一旦打开国门，一旦要开始现代化了，全盘西化的说法又重新提了出来，虽然这在很多地方是给我们有启发的，但是的核心意思还是用这个古今之变取代了中西之变。

你可以不同意他们的意见，但是你不能抹杀他们的尝试。刚才剑涛说，儒学一定要和权力靠在一起，这个判断十分简单，现代大陆的新儒家其实也是在进行独立的研究，而非趋炎附势。大陆新儒家朋友中这类反现代的言论不少。我从哲学系毕业以后，没能在哲学系任教，跑到政治学系任教，在这样的环境中，是会觉得比他们矮了一等。

在这一点上，我相信大多数大陆新儒家朋友，好像警惕性并不是很高，不加思考地将之当做是否儒家的核心指标。但是朱子讲过，夫子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孔子的理想肯定没有一天在中国的大地真正的实现，其实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把夫子之道真正地落实，这就是儒道真正的价值，祖述尧舜是儒家基本原则。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我们应该如何公平地看待儒学在今天中国的发展？到底谁才是民主和自由的绊脚石？儒家的发展应该被看做是在思考民主和自由等多元价值在中国如何落地的可能性？这个也要从同情的角度去看尝试。所以我今天明确跟各位朋友指出这一点，也跟干春松商量。

燕王哙的禅让导致了燕国内乱，然后齐国乘机出军，在短短的十几天里面竟然把燕国灭掉了，当时孟子就在齐国，齐宣王还去问了孟子该不该打。换成今天的话说，就是建立民族认同感、强化民族自信心。

你去研究公羊学学，可以，那是你的自由。这就有可能导致中国第四次现代化受到严峻的挑战。

从儒学史的角度看，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开始就分辨这个问题，孔子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的告诫，就是要从他的学生里面进行分别。全国范围内的国学热、企业家等努力从儒学中吸收营养，这都是自发产生的。在这个时候，是靠儒学的构思解决问题，还是在儒学与国家处境上思考问题，在我看来已经有了结构性的变化。现代儒家可以对社会现实和历史文化采取批判态度，清醒的理性一定带有批判的精神。一是他说女不如男，大学的女教授都不行。可是儒学的制度根本当然还是礼乐教化。

如果你也只回到经学时代的儒学，那你就腰斩了儒学。但是疑问也就由此而产生，究竟谁有资格判定哪些出场方式是合适的，哪些出场方式是不合适的？其实我们平常经常开玩笑，是不是组成一个儒门资格认定委员会？哪些人是不配称为儒者，这就很有意思，现在经常有人以儒家自许，也有许多儒家的批评者出来说，儒家应该坚持什么反对什么？但关键还得是儒家的自我认定而不是外在的要求和期待。

你可以说今天的儒学精神和自由、民主、科学并不矛盾，可以相互融会贯通。从历史哲学上来解释，雅斯贝尔斯所强调的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这一人的觉醒的时代等于被忽略掉了。

在此处境中，儒学似乎很难平心静气地为国谋划。这是相对于中国解决治穷之后，在治愚上的第二次转型。

对儒学研究来讲第三个需要强调的重点是，因为儒家有仁德的理论，因为有因时而变的精神，因此必须采取因应于现实的理论阐释进路。那么就出现了问题，这就把儒学的内在逻辑打乱了。还有一个就是文化保守派，既接受先进的西方现代性，那么也要保证中国的优秀文化得以继承，试图将二者结合起来，我觉得他们的选择是对的。大家人心涣散了，怎么收拾人心呢？通过提倡国学收拾人心。

如果做一个现代儒家，动辄只讲董仲舒，不讲孔子，那是对儒家原创者的大不敬。孟子说，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农夫岂为出疆舍其耒耜哉？这就类似于一个工人失业了，一个农民没有田种了，儒者没有机会出世，也是一样的失业了，那当然也要寻找机会的。

如果连孔子都不愿意讲，那还叫儒家吗？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所谓内外判断，自认儒家立场再坚定，在我看来，有充分的理据怀疑你究竟是不是儒家。孔孟历史地位也是因为他们教授徒众、传播文化，影响了社会，以文化回归到了政治，这层面上他们成功了，而得君行道基本上就失败了。

所以你可以说中国的政治是没有解决坏皇帝的问题，士大夫遇到一个昏君或者蛮族是没有办法实现自己的理想的。我们现在一直在批评张之洞的中体西用，但他也不是顽固派，他是希望在学习西方的时候，能保住中国自身的独特价值。

但我跟他商讨过，制度儒学的现代制度导向并不凸显。纵观二十世纪儒家的发展史，儒学始终没有站在民主和自由的对立面。在我看来，真正的儒家必能基于仁爱的基本立场，第一，一定能顺应现代变局，否则你就不能自称秉承孔夫子精神。孔夫子赞叹周礼尽在鲁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是一个因时而变的清醒态度，这对今天的中国来说，大变在前，儒家能不能解放个人，能不能解放法治，能否重视人类基本价值，能不能重视人的平权，则是儒家必须正面阐释的基本命题，而且必须给予正面的积极回答。

在西方社会，为此展开的Gender studies，极为引人瞩目。我想就特别强调的第二点，就是儒学一定因时而变。

只要我们强调修身，就是强调在道德上提高自我的道德境界，提高自我的道德自立，提高对公众的道德示范，那就属于儒家无疑，在这一点上，我是有断定的自信心的。为什么在这里提到这件事？就是向强调，面对如此复杂的社会，大陆新儒家朋友拿出一个三院制，就有教授认定提出者是中国六十年来唯一一个思想家。

我们老是觉得自己落后，老是在被动挨打。任剑涛认为一些儒家学者看不到这个变化，但这恐怕未必准确，因为有一些人就是将儒家作为信仰，由此，在这个时代他们就是儒门中人，否则就不是，或者只是同情者和出主意的。